近日，君山区一份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判决引起关注。根据判决内容，被告人付某贵因犯非法占用农用地罪，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，缓刑一年。除承担刑事责任外，法院还判决其于2020年3月31日前“在君山区天井山国有林场生态公益林修复基地补植林地20亩”，并承担生态损坏评估鉴定费1.8万元。

据悉，专门建立“生态修复公益林基地”，由犯罪人以替代性方式承担生态修复责任，在全市尚属首例。这也是君山区检察院成立生态环境资源检察部以后，联合区法院、区林业局开展的又一制度性探索。

“成立生态环境资源检察部的目的，就是为了整合刑事、民事、行政、公益诉讼检察职能，集中力量办理环资类案件，把‘守护好一江碧水’的桥头堡责任担起来。”君山区检察院检察长闵孚君表示。

 

而闵孚君自生态环境资源检察部成立时，就是该部员额检察官。今年2月，由其作为公益诉讼起诉人办理的何某焕、孙某秋非法捕捞水产品案，法院判决两被告人缴纳4762元生态修复费用购买幼鱼投放至长江孙梁洲水域。

比起判决结果，让人印象更深的是他在法庭发表的一份《出庭意见书》：

 

“今天，坐在我对面被告席上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何某焕、孙某秋是为非作歹、大奸大恶之人吗？显然不是，他们只不过是沿江而居，凭自己辛勤劳作生活的普通农民。他们是犯了不可饶恕、伤天害理的严重罪行吗？答案更不是，他们只不过像很多信奉‘靠山吃山，靠水吃水’的其他村民一样，在世代生息繁衍的长江里捕了一百多斤鱼而已。那为什么我们要将他们送上庄严的法庭接受法律制裁，而不是考虑他们文化水平不高、法律意识淡漠，家庭条件困难，‘放他们一马’彰显法律温情的一面呢？”

“有数据表明，五十年代，长江‘青、草、鲢、鳙’四大家鱼的捕捞量是每年五十余万吨，而现在已逐年下降到每年几万吨，且短时间内还很难恢复，造成长江渔业资源锐减甚至面临枯竭的罪魁祸首就是过度捕捞。这些都说明，生态环境破坏容易、保护难，生态损害容易、修复难。”

“相传古代逐水而居、靠水生活的渔民都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：不撒‘绝户网’，就是不用那种织得很密、很细的网捕鱼，因为他们懂得竭泽而渔就是自断生路的道理。古诗也云‘劝君莫食三月鲫，万千鱼籽在腹中；劝君莫打三春鸟，子在巢中盼母归’，因为他们懂得让鱼儿、鸟儿休养生息就是让人类自身绵延不绝的道理。古人尚且如此，作为现代社会的我们，更应该珍惜环境、尊崇自然，呵护生态。”

法、理、情，深入透彻，流露出检察官的专业、理性和温情，当即也引发各大媒体转载。

 

而这，仅仅是生态环境资源检察部成立后，该部办理此类案件的一个缩影。根据数据统计，自2018年11月以来，君山区检察院将所有环资类案件集中办理，共办理17件75人，追捕2人，追诉7人，办案数同比上升160%，其中办理非法采矿案12件65人，非法捕捞水产品案3件7人，非法狩猎案1件2人，非法占用农用地案1件1人。同时，该院提出“一案两诉”理念，既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责任，又提起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追究生态修复的民事责任，充分发挥检察机关保护公益的职能，共办理5件10人。尤其重要的是，在办案数量大幅提升的同时，办案周期也由过去的案均27天下降到现在的17天。

 

“过去环保类案件分布在侦监、公诉、民行各个部门，每个部门的注意力可能还集中在其他类型的案件办理上，导致办理这类型案件的主动性不够，办理周期过长。”君山区检察院生态环境资源检察部主任李筱刚介绍说。

除了办案提速，更重要的是办案干警得到了专业化锻炼。

“没有成立生态环境资源检察部之前，各部门都要办理各领域案件，很难对环资类案件进行专门研究，办案也比较粗糙。但是成立部门之后，办的都是这类型的案件，经验就有了，现在这样的案子一到手上，就知道焦点在哪、问题在哪、重点在哪，办的案子也是精益求精。”该部员额检察官、君山区检察院副检察长袁如意说。

熟能生巧，事实就是如此。

2018年12月，卢某明父子因嘴馋想吃“野味”，带着两包呋喃丹来到东洞庭湖自然保护区两门闸，向沿路湖水及浅滩投放呋喃丹，造成52只野生鸟死亡。

案件移送至君山区检察院后，生态资源检察部承办人立即审查鉴定书，发现死亡鸟类有有雄性绿头鸭3只、罗纹鸭3只、绿翅鸭4只、斑嘴鸭12只、翘鼻麻鸭30只，均被列入国家三有保护野生动物名录。

“这么多鸟类死亡，必须作生态环保评估。”考虑野生动物资源对生态环境的损害和影响，几乎成了办案检察官的“条件反射”。后根据专业机构评估，法院判决卢某明父子承担生态修复费用2.6万元及评估鉴定费用7000元。

 

“司法办案能力的提升，是检察机关服务绿色君山、秀美君山、精致君山的重要保障，是检察官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生态环保需求的必备条件。”闵孚君对此认识深刻。

唐代诗人刘禹锡有云：“遥望洞庭山水翠，白银盘里一青螺。”如今，“青螺”有了蓝色检察力量的守护，必定更加青翠精致，美不胜收。